【案情】
　　2014年1月3日，吳某因販賣6克毒品被抓獲，后被取保候審。2014年4月15日時，吳某以200元的價格將1包凈重0.2克的疑似冰毒和1顆凈重0.09克的疑似麻古販賣給吸毒人員趙某，被偵查機關當場逮捕，吳某身上攜帶凈重1.9克的疑似冰毒3包、凈重共計2.9克的疑似麻古30顆，趙某身上攜帶疑似冰毒1包、疑似麻古1顆，合計5.3克。偵查機關將這些物品分別編號，封存，且封存記錄上均有當事人的簽名、捺印。庭審中，檢查機關出示的鑒定委托書和《重慶市公安局毒品檢測中心物證檢驗報告》中送檢及鑒定的編號重新編排為1-13，均無當事人的簽名、捺印，也無見證人的簽名。

【律師觀點】
    委托鑒定書與及送檢報告中物證編號與封存記錄編號不一致，導致無法確認送檢物品與從吳某、趙某處提取、封存樣品之間的關聯性，盡管吳某有販賣毒品的前科，也不能因此就認定吳某賣給趙某的疑似物品就是毒品，故不應認定吳某該行為為販賣毒品，只能以上次販賣的6克毒品作為販毒數量量刑。

【評析】
　　本案審理的重點在于核實證據的關聯性。證據法上的關聯性，也稱相關性，是指“在審判中，根據法律、邏輯和經驗法則、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存在的一定程度的證明與證否的關系”，只有有一定程度的證明關系，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才有關聯性，反之則無關聯性。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》第五十條對民事證據的關聯性要求做了明確規定：“當事人應當圍繞證據的真實性、關聯性、合法性，針對證據有無證明力及證明力的大小進行質疑、說明與辯駁”。在刑事證據方面，新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對刑事證據的關聯性要求逐步有所體現。

《辦理死刑案件規定》第三十二條規定：“對于證據的證明力，應當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，從各證據與待證事實的關聯程度、各證據之間的聯系等方面進行審查判斷……”新修訂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》中規定，犯罪嫌疑人可以拒絕回答與案件無關問題等，這些規定間接確定了關聯性規則。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<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>的解釋》第二百零三條規定：“控辯雙方申請證人出庭作證，出示證據，應當說明證據的名稱、來源和擬證明的事實。法庭認為有必要的，應當準許；對方提出異議，認為有關證據與案件無關或者明顯重復、不必要，法庭經審查異議成立的，可以不予準許。”上述規定，初步形成了關于刑事證據關聯性要求的規則體系。

相比民事糾紛，刑事處罰可剝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，因而在刑事審判中，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必須準確無誤，結論具有唯一性。因此，在證據的客觀性、關聯性、合法性的要求上，刑事證據比民事證據應該更為嚴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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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檢查機關出示的鑒定委托書和《重慶市公安局毒品檢測中心物證檢驗報告》中，送檢及鑒定的編號與偵查機關從趙某處搜查、提取、封存的疑似毒品編號不一致，且無當事人的簽名、捺印，也無見證人的簽名。從而對該鑒定委托書和鑒定意見產生合理質疑，無法表明其與提取、封存樣本之間的關聯性，根據檢查機關提供的上述證據，并不能得出吳某販賣毒品這一唯一結論。盡管吳某確有可能販毒，但并沒有證據證實，故不能從法律上加以認定。

綜上，不能采信無法確定其關聯性的刑事證據，盡管可能導致某些犯罪被放縱，但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同等重要，如果程序公正不能實現，實體公正也得不到保障。嚴格證據的關聯性要求，可保障審判的公正和效率，維護基本的人權，同時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。

【判決】
　　法院審理后認為，公訴機關指控吳某于2014年4月15日販賣毒品事實不清，證據不足，對指控不予支持。吳某因2014年1月8日販賣毒品6克，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，判決現已生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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